“文革”岁月
忍辱负重
当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狂飙袭来时,周恩来没有思想准备,对“文革”很不理解,是被动卷入的。但是,出于长期以来由衷地对毛泽东的信赖和尊重,周恩来当时对“文革”是力求“加深理解,跟上形势”。
被动卷入“文革”
对《五·一六通知》的真正含义,对毛泽东在《五·一六通知》中加写的一段话,特别是对其中所说的“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”、 “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”的矛头所指,周恩来当时也是不清楚的。
相机抗争
综观“文革”期间的周恩来,虽然他处境异常艰难,但是,他既不借故隐退,也不公开反对,而是力挽狂澜,相机抗争。一方面,他对“ 左”倾错误造成的种种违法乱纪行为,千方百计地设法加以约束和限制,以尽可能减少损失;另一方面,他同林彪、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的罪行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,以遏制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图谋。
保护党、政、军领导干部
周恩来确认,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,“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 ”。正是基于这种估计和认识,周恩来在“文革”中都想方设法尽力保护党、政、军领导干部。
1973年政治局“批周”会议
这次会议不仅仅暴露了“四人帮”对周恩来的积怨,也揭示了形形色色人们的灵魂。事实是,大多数人都按“联络员”的传达说过批判周恩来的话,也许客观地说,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求生存的必需。
最后的政治交代:临终重托邓小平
1973年秋,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外地参观时,把话说得更透。他向客人介绍邓小平时说:“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 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。”邓小平的复出,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。12月底,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,迅速发至全党、全军、全国。这时的邓小平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,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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